
(九)过敏性鼻炎的合并疾病
XIII.A哮喘
XIII.A.1哮喘的定义
哮喘是一种常见的慢性肺部疾病,由一组异质性表型组成,包括过敏性哮喘和非过敏性哮喘,以及基于人口统计学、临床和/或病理生理特征的亚型。哮喘的定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显著变化。最新的全球哮喘防治创议(GINA)指南将哮喘定义为“一种异质性疾病,通常以慢性气道炎症为特征。它的特点是存在呼吸道症状史,例如喘息、气短、胸闷和咳嗽,这些症状随时间和强度而变化,同时伴有不同程度的呼气气流受限。”
除了上述呼吸道症状外,哮喘的诊断通常需要通过支气管扩张剂可逆性测试或支气管高反应性测试证明呼气气流受阻程度不一。临床实践中,患者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当患者身体健康时,大多数测试未显示异常。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哮喘是一种气道炎症和免疫紊乱以及生理异常的疾病,不同患者具有多种“可治疗特征”。大多数患者病情轻度或中度。一小部分(高达10%)患者病情严重,对标准吸入药物具有抵抗力。这些患者的症状更严重,病情经常恶化,需要更强化的治疗方案。
XIII.A.2与过敏性和非过敏性鼻炎相关的哮喘
变应性鼻炎和非变应性鼻炎已被确定为哮喘的重要合并症。越来越多的研究倾向于将多种慢性上呼吸道炎症和哮喘概念化为单一的“统一气道”病理,该病理同时影响上下呼吸道。
合并AR和哮喘的患病率各不相同。最近的人群研究显示患病率在20.3%到93.5%之间。一项研究发现,AR是成人当前哮喘的独立决定因素(OR
7.72;95%CI
6.56–9.09,p<0.001)。一些研究表明,合并AR的患者往往哮喘控制较差,每年发作次数较多,急诊就诊次数较多。有趣的是,哮喘越严重,过敏与哮喘的关联就越弱。
非过敏性鼻炎也常与合并哮喘有关。哮喘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一种多因素疾病,具有可变的内型和表型表现,特别是对于异常的2型炎症,它可能与过敏有关,也可能无关。这种上呼吸道关联的功能相关性可概括如下:
根据统一气道假说,过敏原和刺激物对鼻腔和上呼吸道的刺激会通过共同的免疫和神经源性途径引发下呼吸道炎症。
鼻塞导致用嘴呼吸,从而导致吸入空气的过滤和加湿减少,导致下呼吸道反应性增强。
鼻塞导致用嘴呼吸,可能与哮喘患者的呼吸模式障碍和呼吸困难加重有关。
近期多项分子研究揭示了这种多重疾病现象背后的机制。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已证实存在独立的风险变异,这些变异在哮喘、AR和湿疹之间较为常见。此外,基因表达分析表明,2型炎症介导的炎症在不同疾病类型中具有相似的分子基础。这些发现强调了提出的“单气道”模型,该模型认为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中都存在相似的疾病机制。
总之,上呼吸道症状会影响哮喘疾病控制和患者生活质量。应考虑通过多学科方法进行评估和治疗,包括肺病专家、过敏症专家、免疫学家、耳鼻喉科专家/鼻科医生。
XIII.A.3过敏性鼻炎和哮喘——危险因素的关联
高达30%的AR患者会发展为哮喘。事实上,多项大型流行病学研究已表明,AR是哮喘的独立危险因素。具体而言,持续性AR似乎预示着罹患哮喘的风险显著高于间歇性AR。
儿童呼吸研究显示,如果婴儿期医生诊断出患有AR,到11岁时患哮喘的风险会增加一倍。无论患者是否有过敏反应,鼻炎也是成人哮喘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相反,在儿童时期,哮喘往往与过敏有关。有限的数据无法证明AR诊断与共病哮喘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关于AR本身的严重程度是否影响共病哮喘的患病率的数据仍然存在争议。
哮喘和AR有重叠的危险因素。空气过敏原致敏可能是最重要的,这已在世界各地不同地理区域和人群的成人和儿童中得到证实。事实上,大多数吸入性过敏原都与鼻腔和支气管高反应性有关。职业性鼻炎也是由HMW物质引起的职业性哮喘的危险因素。AR和哮喘共有的基因多态性,例如失调的循环微小RNA的独特亚型,也可能为这两种疾病过程提供机制上的联系。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接触交通相关的空气污染物(例如黑碳、二氧化氮、一氧化氮、二氧化硫、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可吸入颗粒物)可能会增加罹患哮喘和过敏性鼻炎的风险。然而,仍需要更多研究,改进研究设计,纳入混杂变量(例如过敏原)以及交通相关空气污染物的标准化定义。
类似地,一项对325名非哮喘AR患者的横断面研究表明,吸烟可能是AR患者发生新发哮喘的独立危险因素,尽管仍需要验证性研究。
综上所述,AR是哮喘的重要危险因素。然而,目前关于交通相关空气污染物和吸烟作为AR患者哮喘发展额外危险因素的证据有限。
XIII.A.4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及其对哮喘的影响
从流行病学和病理生理学角度来看,AR和哮喘都与同一气道相关。事实上,有大量证据表明以下AR疗法可能对这两种疾病均有益:INCS、鼻内抗组胺药、口服抗组胺药、LTRA、和AIT。AIT在改变AR和哮喘所见过敏性炎症病程方面已显示出良好的效果。该领域有大量文献;因此,本节主要关注前瞻性随机试验和系统评价,以尽量减少回顾性研究的固有偏见和弱点。
避免过敏原
对于过敏症,特别是AR和过敏性哮喘,通常建议避免过敏原。尽管直观且具有合理的生物学合理性,但有关其对AR和哮喘有益的实际证据有限。2008年的一项Cochrane综述研究了哮喘患者的随机试验,并未发现化学或物理方法对减少HDM方法有益。同样,单一过敏原避免或消除计划,例如移走或清洗宠物、床垫罩、移除地毯和使用HEPA过滤器,并未显示出对减轻哮喘和/或AR症状的强有力临床循证益处,尽管也有一些例外(例如用于HDM过敏的杀螨剂)。尽管如此,减少过敏原暴露在理论上是有好处的,关于采用多模态方法减少过敏原负荷的数据很少,并且尝试这些不同技术的缺点很小。这里提到避免过敏原是为了在讨论对哮喘有影响的AR治疗方式时更加完整,但鉴于效果证据不足,证据的总体等级和文献摘要表被推迟。
药物治疗
口服H1抗组胺药。已确定六项RCT,专门评估了H1抗组胺药在合并过敏性鼻炎(AR)的情况下治疗哮喘的效果。西替利嗪和氯雷他定是两种研究最深入的第二代抗组胺药,常用于治疗AR和哮喘。过敏原诱发后组胺水平升高与急性哮喘发作中的支气管收缩反应有关。西替利嗪还具有支气管扩张作用,无论作为单一疗法还是与沙丁胺醇联合使用,效果均十分显著。尽管抗组胺药作为有效治疗方法并能改善主观哮喘症状具有生物学可行性,但使用肺功能测试(PFT)和呼气流量(PEF)的客观指标未能显示出显著改善。抗组胺药也可能对过敏症患者的哮喘发展具有预防作用。过敏性儿童早期治疗试验的亚组分析发现,在接受西替利嗪治疗的草花粉和HDM过敏患者中,哮喘发病风险降低了近50%。
口服皮质类固醇。口服皮质类固醇常用于支气管扩张剂和吸入皮质类固醇控制不佳的哮喘患者。口服皮质类固醇对缓解鼻炎症状也有效。由于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尤其是在使用时间延长的情况下,不建议将口服皮质类固醇作为AR的常规治疗。因此,证据的总体等级和证据汇总表的发布将推迟。
鼻内皮质类固醇。20世纪80年代,报道称INCS可改善同时患有AR和哮喘的患者的哮喘症状。两项荟萃分析和12项RCT探讨了INCS对哮喘的潜在“统一气道”作用,一项历史队列研究评估了INCS和鼻内抗组胺药联合使用对同时患有AR和哮喘的患者哮喘预后的影响。2003年的一项Cochrane综述评估了INCS对同时患有鼻炎的患者哮喘预后的疗效,发现INCS对哮喘预后没有显著改善。1886研究设计的异质性可能限制了本次荟萃分析的结果,并解释了与高质量RCT结果之间的差异。另外,2013年的一项SRMA证明,对于患有哮喘和AR的患者,与使用安慰剂相比,使用INCS可以改善哮喘预后,尽管在吸入性皮质类固醇中添加INCS并未改善哮喘预后。1887患者教育被认为很重要,因为对于同时患有AR和哮喘的患者,接受过关于正确使用INCS的培训以及关于AR和哮喘关系的教育后,与未接受额外教育而使用INCS的患者相比,哮喘症状和沙丁胺醇使用量显著减少。2947最后,鼻内氮卓斯汀-丙酸氟替卡松喷雾剂是已知的单独治疗AR的有效方法。最近,一项事前历史队列研究还报告了其对患有AR的哮喘患者的潜在效用,结果显示急性呼吸事件和救援吸入器药物使用量显著减少,并且控制良好的哮喘患者的总数有所增加。
白三烯受体拮抗剂。LTRA(孟鲁司特和扎鲁司特)通常与局部皮质类固醇联合使用,已被证明对哮喘和AR的治疗有益,与解决“统一气道”炎症的功效一致。ARIA2008指南支持孟鲁司特治疗哮喘和AR患者的有效性,发现鼻腔和支气管症状改善以及β-激动剂的使用减少。1522010年ARIA更新规定,不建议将LTRA置于其他一线疗法之上,以治疗相应的疾病,建议使用鼻腔和吸入皮质类固醇作为哮喘和AR的一线疗法治疗,而不是使用LTRA治疗两种疾病。10042015年的一项最新审查也发现LTRA对同时患有AR和哮喘的患者有一定效用。2949然而,在比较吸入皮质类固醇与LTRA对合并AR的哮喘患者的单一疗法时,必须将有限的额外益处与增加的成本以及FDA关于严重神经精神事件的黑框警告进行权衡。
生物制剂
奥马珠单抗。奥马珠单抗是一种单克隆抗IgE抗体,可与游离IgE结合,阻止其与高亲和力IgE受体相互作用,导致炎症细胞受体下调。研究表明奥马珠单抗对哮喘和AR均有效。已有数项已发表的研究评估奥马珠单抗在AR或哮喘中的作用,其中一项RCT专门评估了奥马珠单抗对同时患有中度至重度哮喘和持续性AR的患者的疗效。奥马珠单抗作为SCIT辅助疗法也得到了评估。两项研究都表明症状减轻,生活质量指标改善。其他生物制剂目前正处于不同的研发/出现阶段,需要进一步评估以确定其在治疗并发AR和哮喘中的作用。
过敏原免疫治疗
SCIT和SLIT均可改善对AR和合并哮喘的控制。多项研究表明,AIT常与传统抗组胺药物疗法联合使用,有助于阻止过敏性疾病的进展,包括预防新的过敏敏感性和哮喘的发展。然而,一些系统评价得出结论,由于对哮喘发作的分析有限、招募混合人群以及仅关注轻度疾病,AIT可能预防进一步过敏致敏的证据很少。需要进一步评估以评估未控制哮喘患者的安全性。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ARIA声明建议对患有AR和哮喘的患者同时采用SCIT和SLIT治疗哮喘。10042019年GINA指南建议对使用高剂量吸入皮质类固醇控制不佳且FEV1>70%的AR成年患者添加HDMSLIT。最后,美国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专家组有条件地建议将SCIT作为标准药物治疗的辅助治疗,适用于5岁及以上患有轻度至中度持续性哮喘的患者,这些患者的症状与接触个人敏感的过敏原之间存在明确的关系。
XIII.B.1过敏性鼻炎与慢性鼻窦炎的一般关联
在多种临床情况下,AR可能与CRS相关。7CRS是一种以持续性炎症为特征的鼻窦疾病。虽然炎症病因各不相同,但CRSwNP一般与2型炎症介导有关,而CRSsNP往往较少出现2型炎症。AR主要由2型炎症驱动,被认为可能是CRS发展的诱发因素,尽管这种关系仍不清楚。
无鼻息肉的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窦炎。自上次ICAR-AR发布以来,还没有关于伴有鼻息肉的慢性鼻窦炎和AR的新研究。没有对照研究检查AR在伴有鼻息肉的慢性鼻窦发展中的作用,也没有研究表明过敏性疾病的治疗会改变伴有鼻息肉的慢性鼻窦进展,反之亦然。Wilson等人的综述继续对过敏和伴有鼻息肉的慢性鼻窦炎之间的关系提供最有力的评估,报告了四项研究支持过敏和伴有鼻息肉的慢性鼻窦炎之间存在关联,五项研究则不支持。因为相关性仍不明确,所以过敏测试被列为伴有鼻息肉的慢性鼻窦患者的一种选择,因为它在识别和治疗合并过敏性疾病方面具有理论上的益处。
伴有鼻息肉的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窦炎。CRSwNP的发病机制与2型炎症密切相关。此外,鼻息肉具有高水平的组织嗜酸性粒细胞、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AR遵循类似的炎症途径,这表明CRSwNP和AR之间可能存在病理生理相似性。然而,支持或反对AR与CRSwNP之间存在关联的临床证据不一。与CRSsNP类似,自2018年ICAR-AllergicRhinitis会议以来,还没有专门针对CRSwNP和AR的新研究。CCAD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大。关于AR和CRSwNP之间关系的证据仍存在争议。十项研究支持关联,而十项研究则不支持关联或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对HDM、蟑螂和念珠菌的超敏反应与CRSwNP有关。尽管过敏和CRSwNP之间存在重叠的病理生理特征,但关于AR和CRSwNP之间的关联存在相互矛盾的证据。对于CRSwNP患者,过敏测试仍然是一种选择,因为理论上它有助于识别和治疗合并过敏性疾病,尤其是因为这些患者可能出现过敏。
综上所述,AR与不典型性鼻窦炎(CRSwNP)或伴有鼻窦炎的慢性鼻窦炎(CRSsNP)之间的关联仍不明确,证据相互矛盾。现有文献受限于对过敏和AR的定义不一,以及未能区分不典型性鼻窦炎(CRSwNP)和伴有鼻窦炎的慢性鼻窦炎(CRSsNP)。将不典型性鼻窦炎(CRSwNP)和伴有鼻窦炎的慢性鼻窦炎(CRSsNP)结合起来评估其潜在CRS-AR关联的研究被排除在Wilson等人的综述和ICAR-AllergicRhinitis2018之外,因此未收录于本文。
尽管两者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但对于鼻窦炎患者来说,诊断和治疗合并过敏是平衡成本和低证据与过敏性鼻窦炎治疗的低风险以及减少过敏性鼻窦炎症的理论益处的一种选择。
XIII.B.2过敏性真菌性鼻窦炎
AFRS是一种非侵入性、慢性、肥厚性鼻窦炎,会影响免疫功能正常的宿主,并与IgE介导的对鼻窦腔内粘膜外真菌的局部炎症反应有关。Bent和Kuhn标准是AFRS最常用的诊断标准,包括I型IgE介导的超敏反应,认识到AFRS的诊断需要阳性过敏史,并且I型超敏反应可用于区分IgE介导的鼻窦炎(例如AFRS和CCAD)与其他形式的非IgE介导的鼻窦炎。
多项研究已经证明了IgE在AFRS病理生理学中的重要性,全身和局部IgE以及真菌sIgE产生在该疾病过程中持续升高。此外,已经确定大多数AFRS患者的过敏性粘蛋白中可检测到真菌sIgE。Wise等人进一步证实,与对照组和CRSsNP患者相比,AFRS患者的窦上皮和上皮下局部IgE染色显着增加。即使在没有阳性血清sIgE对真菌过敏原的情况下,I型超敏反应在AFRS中的作用也已被证实。
尽管通常认为伴有鼻息肉的慢性鼻窦炎和伴有鼻息肉的慢性鼻窦炎与过敏的关联不明确,但Marcus等人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100%的AFRS患者过敏检测呈阳性。不建议在CRS中进行过敏检测和治疗,除非同时出现AR症状和敏感性,但一些数据支持AIT在改善AFRS患者预后方面发挥作用,包括对全身或局部皮质类固醇的依赖、修复手术的需要、鼻窦结痂、生活质量评分和客观内窥镜评分。尽管如此,Gan等人进行的系统综述报告称AIT在AFRS中的证据质量为C级,因此它被认为是难治性AFRS病例的一种选择。
过敏和真菌超敏反应在AFRS发病机制中的确切作用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部分原因是对嗜酸性粘蛋白CRS亚型的理解模糊,包括那些被归类为具有嗜酸性粘蛋白但不存在真菌的CRS。此外,嗜酸性粘蛋白和息肉是诊断AFRS的必要条件,即使在没有过敏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Pant等人的研究表明,针对链格孢菌和烟曲霉的IgG3水平升高可将嗜酸性粘蛋白CRS与对照组区分开来,这表明AFRS中可能存在真菌特异性的非过敏性免疫反应,Clark等人发现AFRS患者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水平显著高于非AFRS患者,这再次表明AFRS的病理生理中存在不同类型的免疫机制。此外,随着真菌培养技术的改进,一些研究报告称,几乎100%的非AFRS慢性鼻窦炎(CRS)患者和对照受试者体内都存在真菌,这进一步加深了真菌在AFRS中的真正作用。尽管存在这些争议,但有证据表明过敏和2型炎症在AFRS的病理生理、诊断和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XIII.B.3中央区室特应性疾病
CCAD是CRS的一种独特变体,被描述为气流最明显的中央区室(CC)结构的息肉状改变,包括MT、上鼻甲和或/后上鼻中隔。周围窦腔相对无病,研究表明与过敏密切相关。2014年,White等人首次描述了过敏和孤立性MT息肉样水肿之间的关联,16名患者中有16名有过敏原致敏。Hamizan等人发现MT水肿/息肉病对吸入剂过敏的存在具有高特异性和阳性预测值,最高级别的MT水肿具有最强的关联。在比较孤立性MT息肉病患者和鼻旁窦息肉病患者时,Brunner等人1221发现了临床上不同的特征,因为与弥漫性息肉病患者相比,孤立性MT息肉病患者通常更年轻、女性、Lund-MackayCT评分较低,并且与AR的关联性显著更高(p<0.001)。
2017年,DelGaudio等人提出了CCAD这一术语来描述这种独特的鼻窦疾病变体。CCAD的进一步进展导致鼻窦受累,MT向一侧移位或发生息肉样改变,从而造成鼻窦从内侧向外侧进展的继发性阻塞。在一项包括15例患者的多机构病例系列中,所有患者均出现与AR相符的症状,并且在接受过敏测试的14名患者中观察到过敏原致敏。基于计算流体动力学,提出的病理生理学是与暴露于吸入过敏原的CC结构中的抗原沉积相关的局部免疫反应。为了进一步描述CCAD的特征,Roland等人1226描述了将CCAD与其他CRSwNP亚型区分开来的放射学特征,包括斜MT方向、隔膜受累和较低的Lund-Mackay评分。
虽然关于过敏和CRS之间关联的数据总体上存在矛盾,但有证据支持过敏和CCAD之间存在关联。在对CRSwNP患者进行亚型分析时,Marcus等人报告称CCAD患者的过敏患病率明显高于未另作规定的CRSwNP患者(p<0.001)。Hamizan等人指出,在具有CCAD放射学特征的患者中,过敏原致敏的关联明显高于非CCAD组(p=0.03)。Abdullah等人报告了类似的结果,100%的CCAD患者对HDM致敏,而非CCAD患者只有13.6%(p=0.00)。此外,Lee等人发现CCAD患儿的血液嗜酸性粒细胞和血清IgE水平高于非CCAD患儿(p=0.008),过敏原致敏的患病率也高于非CCAD患儿。虽然在东亚的CRS患者中未观察到CCAD与过敏致敏之间的关联,但与非CCAD组相比,CCAD患者的外周嗜酸性粒细胞(p=0.001)、组织嗜酸性粒细胞(p=0.005)以及MT组织中的IL-13(p<0.05)和IL-5水平(p<0.05)明显较高,提示存在嗜酸性粒细胞/2型炎症反应。放射学特征可以预测CCAD,但内窥镜检查中CC的水肿/息肉仍然是目前的诊断标准。在Lin等人的研究中,CC放射学表现轻微且内镜检查基本正常的患者被纳入CC-CRSsNP组,根据DelGaudio等人的定义,该组可能不符合CCAD的定义。虽然CCAD是鼻窦疾病的一种独特变体,但CC疾病可见于其他疾病过程,例如AERD和呼吸道上皮腺瘤样错构瘤,研究报告称其与AR呈正相关。
XIII.B.4阿司匹林加剧呼吸系统疾病
AERD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包括哮喘、鼻息肉、嗜酸性鼻窦炎和对COX-1酶抑制剂的非IgE介导反应。虽然AERD被认为是一种由花生四烯酸代谢失调导致白三烯过量产生而引起的炎症性疾病,而不是真正的过敏性疾病,但有数据表明AERD与IgE介导的过敏之间存在联系。
历史上,Samter和Beers报告称,使用阳性SPT和过敏原家族史或过敏原暴露与临床症状相关的标准,AERD中的过敏症患病率低于3%(n=182)。然而,最近的证据表明AERD中的过敏症发生率更高。在一个队列中,300名(66%)AERD受试者中有200名有阳性SPT史,在AERD亚表型的潜在类别分析中,201名患者中有105名(52.2%)对空气过敏原SPT反应呈阳性,其中最常见的过敏原是HDM(29.6%)。在另一项评估个人过敏史、SPT和总IgE和特异性IgE升高的研究中,AERD受试者的过敏发生率高于对照组(53.9%vs.14%,p<0.001)。
与其他形式的CRS相比,AERD患者的医生诊断为AR和SPT阳性的比例高于CRSwNP患者(80%vs.66%,p<0.001)。最近,一项回顾性研究调查了不同CRS表型患者(n=380)的过敏症患病率,发现过敏性CRS患者中AERD的比例显著较高(9.4%为过敏症患者,1.1%为非过敏症患者)。
尽管上述研究表明,AERD患者的过敏反应发生率高于其他类型的慢性鼻窦炎(CRS),但需要注意的是,AERD并非由sIgE介导的反应驱动。即使AERD鼻息肉的局部IgE水平与其他慢性鼻窦炎(CRSwNP)患者和健康对照者的鼻组织相比显著升高,但这并不能反映患者的过敏状态。同样,AERD患者的血清总IgE通常升高,但这并不能区分AERD患者的过敏反应和非过敏反应。
认识到AERD并非由传统的过敏机制驱动,对治疗具有重要意义。在一项对190名AERD患者的调查中,86名(45%)受访者同时患有AR,并接受了AIT治疗。超过一半的患者未感受到任何临床益处,只有8%报告有显著疗效。这与患有AR的非AERD患者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患者接受AIT治疗后的改善率超过80%。AERD中AIT的高失败率表明,非过敏性AERD机制超过了其症状中任何过敏性成分的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AIT作为AERD的治疗选择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综上所述,尽管AERD患者伴随过敏反应的发生率很高,但吸入剂致敏相关症状并非大多数AERD症状的病因。因此,以过敏原为导向的疗法,例如标准AIT,对大多数AERD患者不太可能有效。尽管如此,临床医生仍应探查过敏反应史,以了解可能伴随的AR合并症,因为最近的专家指南建议对AERD患者进行常规过敏检测,以确定吸入剂致敏情况。然而,AIT可能仅对症状具有明显季节性变化且环境诱因可识别的患者最有效。
XIII.C结膜炎
尽管AR和AC之间的关联已得到充分认可,但由于多种因素,准确了解眼部过敏的患病率仍然很复杂。大多数患病率研究对AC的定义各不相同,并且可能采用几种不同的评估问卷。此外,大多数研究并没有具体区分AR和AC症状。相反,AC被认为是AR的次要表现。AR和AC都有表型多样性,很少有研究充分描述其研究样本的表型。此外,许多流行病学研究仅仅基于主观问卷,而不是结合过敏致敏的客观证据。
总体而言,AR患者存在显著的AC相关负担。在美国,1988-1994年NHANESIII调查(n=33,994)发现AR和AC同时发生的患病率为30%。6%的患者报告有单独的眼部症状,且50岁以上的患者更常见,这可能是由于干眼症和伴随的眼部疾病导致症状加重。AC与除霉菌外所有过敏原的皮试阳性相关。
全球范围内也存在类似的过敏性鼻炎(AC)患病趋势,一些研究指出患病率更高。一份报告显示,187名经过敏症专科医生诊断为过敏性鼻炎(AR)的澳大利亚患者中,95%报告有眼部过敏。瑞士的一项花粉症患者调查显示,伴随鼻腔和眼部症状的患病率为85%。一项针对2150名青少年的意大利横断面研究表明,超过一半的AR患者也患有AC。与单独患有AR(OR2.28)相比,合并AC还会增加哮喘(OR5.23)的风险。
关于AR-AC关联性的最大全球数据来源来自ISAAC调查,该调查是一系列于1991年建立的全球性研究,旨在调查过敏性疾病的流行病学。ISAAC使用标准化问卷,对不同地区或国家的全球患病率时间趋势进行了统一评估。当前鼻结膜炎定义为自我报告的“当前鼻炎”,并对“在过去12个月中,这种鼻部问题是否伴有眼睛发痒流泪?”这一问题给出肯定回答。
ISAAC第一阶段研究报告称,91个中心(38个国家)的257,800名6-7岁儿童和155个中心(56个国家)的463,801名13-14岁儿童的过敏性鼻结膜炎患病率较高。虽然ISAAC调查尚未针对过敏性鼻结膜炎的诊断进行验证,但ISAAC研究支持过敏性鼻结膜炎与眼睛发痒/流泪密切相关;第一阶段研究结果显示,33%-50%的过敏性鼻结膜炎儿童有眼部症状。ISAAC第三阶段研究分析了两个年龄组(n=498,083)7年内过敏性鼻结膜炎患病率的时间趋势。全球范围内鼻结膜炎患病率呈上升趋势,且不同测试中心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异质性。青少年过敏性鼻结膜炎的平均总体患病率为14.6%。
近期,全球哮喘网络采用ISAAC方法更新了儿童过敏性疾病的患病率。该研究调查了来自27个中心(14个国家)的74,361名青少年和45,434名6-7岁儿童。总体而言,与ISAAC第三阶段相比,幼儿(-0.44%)和青少年(-1.32%)中当前鼻结膜炎的患病率略有下降。此外,对2015年Alergológica研究中2914名患者的分析显示,三分之一的参与者患有过敏性鼻炎,88%的参与者患有过敏性鼻炎并发AR。过敏性鼻炎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也与AR相关(p<0.001)。
眼部过敏的漏报可能是由于症状多变以及对非眼部过敏症状的关注度增加。尽管与过敏性鼻结膜炎相关的疾病负担(即生活质量受损)已得到确认,但除严重病例外,过敏性鼻结膜炎通常未得到充分认识和治疗。美国过敏症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过敏性鼻结膜炎患者表示,眼睛发红/发痒/流泪对其造成中度至极度困扰。另一项针对过敏性鼻结膜炎患者(n=2765)的调查显示,眼睛发红/发痒是继鼻塞之后第二大令人困扰的症状。
眼部过敏症状也是与AR相关的生活质量受损的重要因素。过敏性鼻结膜炎的眼部症状是导致患者寻求过敏治疗的最常见症状之一。评估AR患者时,应评估眼部症状并考虑针对AC的特异性治疗。AIT可能在AC管理中发挥作用;然而,大多数研究AIT疗效的研究都针对过敏性鼻结膜炎,而在一项关于接受SCIT或SLIT的AC患者的前瞻性研究中,两组在症状减轻、药物治疗、总IgE和皮试风团直径方面1年后临床改善率相似。
XIII.D特应性皮炎
特应性皮炎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皮肤病,以复发性湿疹样病变和瘙痒为特征,可影响所有年龄和种族。特应性皮炎是造成全球皮肤病负担的主要原因。特应性皮炎与多种过敏性合并症的风险增加有关,包括食物过敏、哮喘和AR。始于婴儿期的特应性皮炎通常在其他特应性疾病发展之前出现,因此被认为是“特应性进行曲”的第一步,或I型超敏反应倾向的早期标志。
AD和AR是最常见的过敏性疾病,但许多流行病学研究侧重于哮喘;只有15.7%和24.5%的流行病学研究分别提供了AD和AR的数据。研究AR及其合并症(尤其是AD)的流行病学非常复杂,因为疾病定义和报告不同,确诊检测也不同。例如,在一项研究中,不到一半的报告AR患者有医生确诊的AR诊断。因此,由于方法学差异和研究这种关联的局限性,AR和AD之间的联系仍然不甚明了。
评估AR与AD之间关联的最大规模研究基于ISAAC研究收集的数据,该研究始于1991年,旨在使用标准问卷、SPT和屈侧皮炎检查调查各国哮喘、鼻炎和AD的流行病学和病因。该研究涉及37个国家90个中心的256,410名6-7岁儿童,以及56个国家153个中心的458,623名13-14岁儿童,结果显示AD患病率为5%至20%。几项纵向研究表明,AD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善或消退,但儿童往往终生保持过敏状态,AD患者的AR患病率为15%至61%。
在不同国家和年龄组进行的多项研究采用多种方法,得出结论认为AR和AD之间存在疾病关联。现有证据表明,AD患者的AR发病率增加2到4倍。例如,在6-7岁和13-14岁儿童以及20-44岁成人中进行的横断面多中心研究“波兰过敏性疾病流行病学”中,过敏性疾病在儿童和青少年中很常见。单一疾病AR发生率为29.3%,AD发生率为7.2%。27.7%的受试者观察到单一疾病(哮喘、AR或AD),9.3%的受试者出现过敏多重疾病。儿童过敏多重疾病发生率(10.7%–10.9%)高于成人。多重疾病风险随SPT阳性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一项独立的3期随访研究也显示,AR和AD的患病率很高,该研究纳入了丹麦奥登塞青少年队列研究中未筛选的八年级学生。研究对象在28-30岁后接受了重新评估。结果显示,从青少年期(31%)到成年期(57%),过敏性疾病的终生患病率显著上升,尤其是AR(发病率为17.5/1000人年)。AD的终生患病率为34.1%。儿童期AR的预测因素包括AR、哮喘、无症状花粉致敏和AD(OR1.7;95%CI1.1-2.5,p=0.021)。7%的AD受试者最终发展为AR。
加拿大健康婴儿纵向发展研究招募了加拿大四个省份的普通人群中的孕妇,并对其进行了随访,直至其子女5岁。作者将个体分为五类:健康组(81.8%)、阿尔茨海默症(7.6%)、吸入性致敏组(3.5%)、短暂性致敏组(4.1%)和持续性致敏组(3.2%)。阿尔茨海默症组儿童罹患过敏性鼻炎(AR)的风险较高(OR2.36;95%CI2.13-2.62)。
多项研究采用不同的研究策略(例如前瞻性研究、基于人群的研究、横断面研究),在不同年龄组和不同大洲(亚洲、欧洲)开展,均发现阿尔茨海默症(AD)患者罹患AR的风险增加。这支持了AR与AD是相关疾病的观点。
XIII.E食物过敏
XIII.E.1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
对食物的免疫反应可能产生一系列症状和疾病,包括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PFAS;也称为口腔过敏综合征[OAS])。PFAS是一种IgE介导的过敏症,局限于口腔黏膜,导致短暂性瘙痒、口周荨麻疹、血管性水肿和罕见的全身症状。花粉过敏患者在食用特定水果、蔬菜、坚果或香料后,可能会出现局限于口腔的过敏反应。PFAS症状表现为对有害花粉的特异性IgE与在各种水果、蔬菜和坚果中发现的高度同源蛋白质的交叉反应。在西方人群中,这种交叉反应最常见的例子是桦树花粉和苹果,这是由于Betv1(桦树花粉的主要过敏原)和Mald1(苹果的主要过敏原)之间具有高度序列同源性,从而导致IgE介导的交叉反应。Carlson等人在2018年进行的一项审查报告称,儿童中PFAS的患病率为4.7%至20%以上,成人中为13%–58%,不同地理区域的患病率差异很大。一项针对1360名患有花粉相关AR的意大利儿童的研究指出,AR症状持续时间较长与患上PFAS有关,这表明生活在花粉季节较多地区的个体患PFAS的几率较高,可能反映了成年人的患病率较高。
PFAS的诊断通常是通过详细的病史和体格检查来确定的,以探究特定患者对花粉和含有共同同源蛋白的生食的潜在过敏。根据联合工作组实践参数,建议对有提示性临床病史的患者进行花粉sIgE检测。花粉-食物过敏的全身反应和过敏反应的估计发生率分别为10%和2%–10%,,必须彻底询问这样的病史。确诊PFAS的黄金标准是双盲食物激发法,但这仍然可能受到食物外观、质地和味道固有的偏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使用市售水果或蔬菜提取物进行皮肤测试可能没有用,因为过敏原不耐热。口服食物激发试验、SPT和食物sIgE水平也已用于诊断PFAS或食物过敏。另一种在准确诊断PFAS和食物过敏方面也显示出良好前景的技术是CRD,它利用某些食物中纯净且可能发生交叉反应的过敏成分。这已在精确诊断真正的花生过敏方面得到证实,其中Arah2成分已被确定为临床过敏的更好预测指标。
治疗PFAS的标准建议是识别并去除饮食中的过敏食物。目前尚无关于是否应为患者提供可自动注射的肾上腺素的共识。一些与花粉相关的食物,一旦这些通常不稳定的蛋白质受热变性,可能会失去其交叉反应的可能性。一项研究对患有AD和桦树花粉过敏的患者进行了苹果、胡萝卜或芹菜的食物激发试验,这些患者报告称,食用生食后出现了口腔过敏症状和皮肤病症状。烹制后的过敏食物并未引起口腔过敏症状。
多项研究评估了针对花粉过敏的AIT在减轻PFAS症状方面的作用,结果好坏参半。已有部分已发表证据表明,针对花粉的AIT可增强对PFAS相关致病食物的耐受性。然而,一项RCT并未证明与安慰剂相比,接受桦树特异性AIT治疗的桦树过敏患者对苹果的耐受性有任何改善。一项评估桦树AIT后苹果耐受性持久性的研究表明,AIT可使部分患者长达30个月的苹果耐受性增强;然而,AIT组和对照组之间没有差异。目前,不建议将AIT仅用于治疗PFAS,但应告知接受AIT治疗的患者改善食物耐受性的潜在益处(表XIII.E.1.-3)。
XIII.E.2过敏性食物过敏
与AR类似,食物过敏可能是由IgE介导的反应引起的,因此有时会导致过敏反应。有大量一致的证据表明,食物过敏的发生与AR独立相关。在对超过8000个家庭的分析中,Alm等人发现食物过敏的发展与AR之间存在强烈的独立关联(OR10.21;95%CI4.22–24.73)。Hill等人对超过300,000名儿童进行了单独分析。发现食物过敏的诊断与以后AR的发展高度相关(OR
2.72;95%CI 2.45–3.03)。
花生过敏是最常见且研究最充分的食物过敏之一,现有文献已将其患病率与AR联系在一起。3同样,在对贝类过敏的人群中,AR是一种相对更常见的过敏性疾病,尤其是虾过敏。识别花生过敏高风险的婴儿并尽早为其引入花生可显著降低患花生过敏的概率;然而,目前尚不清楚此类措施是否对未来患AR具有预防作用。有报道(低至极低确定性证据表明),在6-12个月大婴儿之前及早引入鱼类饮食可与14岁之前降低AR相关。
食物过敏的长期管理主要包括识别和避免每种食物,并提供有关食物相关全身性或过敏反应的咨询;在某些情况下,口服免疫疗法可能是一种选择。应为有过敏反应风险的患者提供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及其相关使用说明。最后,目前正在进行研究,探讨几种可能用于治疗食物过敏的2型靶向生物制剂。
有人认为AIT或许是唯一可能通过诱导对特定过敏原的长期耐受性来改善过敏性疾病病情的治疗方法。AIT通过对T细胞(例如Th1/2、Treg)、调节性B细胞、先天淋巴细胞、树突状细胞、肥大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的多种机制,抑制早期和晚期过敏反应,诱导对AR和食物过敏的免疫耐受。单独研究时,AIT治疗已显示可导致AR症状缓解数年或对各种食物过敏保持持续反应。
XIII.F腺样体肥大
患有腺样体肥大(AH)和变性腺样体肥大(AR)的儿童可能表现出相似的症状,包括鼻塞和流鼻涕。腺样体通常在学龄前阶段增大,但通常会随着青春期而退化。
评价AH与过敏致敏之间关系的文献来自两类人群。第一类是接受AH评估的过敏儿童。几项评估过敏儿童的研究发现了AH与AH之间的联系。在一项研究中,1322名过敏儿童(12.4%)的AH患病率高于100名年龄匹配的非过敏对照儿童(3%),p<0.0001。2830同样,Dogru等人发现566名AR儿童中AH的患病率相对较高(21.2%)。Modrynksi和Zawisza报告称,桦树花粉过敏儿童季节性腺样体肿大比对照组更常见,但腺样体增大的情况在花粉季节后消退。然而,这项研究规模较小(n=67),且未对盲法进行评论(表XIII.F)。
三项队列研究评估了霉菌敏感性与AH的关系,结果不一。AtanSahin等人对242名生活在干旱环境中的儿童和142名生活在沿海地区的儿童进行了比较,发现霉菌和花粉致敏与AH之间没有相关性。但是,沿海组中的HDM敏感儿童AH患病率较高(p=0.01)。Huang和Giovanni将315名患有AH合并AR的儿童与年龄匹配的仅患有AR的对照组进行了比较,发现AH合并AR的霉菌敏感性患病率高于仅患有AR的儿童(p=0.013至p<0.0001)。Dogru等人还报告称,AH合并AR组对链格孢属的致敏性高于仅患有AR的儿童(p=0.032)。
第二个研究人群是疑似患有AH并接受过敏致敏评估的儿童;这些研究的结果也不一致。Cassano等人报告称吸入性过敏原致敏随AH大小增加而降低。Karaca等人对82名儿童的过敏致敏与X射线腺样体大小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之间没有关联。Ameli等人对205名接受鼻内窥镜检查和SPT的儿童进行了评估,发现SPT阳性与腺样体体积呈负相关(p<0.0001)。相反,Sadeghi-Shabestari等人比较了117名腺样体扁桃体肥大(ATH)儿童和100名对照者的SPT结果和tIgE水平。ATH组超过70%的人SPT呈阳性,而对照组只有10%呈阳性(p=0.04),但本研究受限于纳入了食物(最高阳性过敏原亚组)和乳胶的SPT。
另外两项研究对从过敏诊所转诊的儿童进行了鼻内镜检查(AH)和SPT敏感性评估。两项研究均排除了正在服用过敏药物的儿童,并观察到AH与SPT阳性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r=−0.208,p=0.009)和(p=0.04)。研究人群招募和年龄范围的差异可能解释了结果的混合性。
多项研究已发现腺样体组织存在过敏生理的免疫学证据。Ni等人发现AR儿童腺样体组织的Th17/Treg比率高于非过敏对照组。Masieri等人报道了非过敏性腺样体组织中有Th1基因表达,AH和AR儿童腺样体组织中有Th1和Th2基因表达,以及SLIT期间腺样体组织中Th1和Th2基因表达下调。Zhu等人发现与单纯AH相比,AH合并AR儿童腺样体组织中组织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和Th2炎症标志物增多。局部过敏也可能发挥作用。一组102名ATH儿童显示53.9%具有血清特应性,68.6%的腺样体扁桃体组织中检测到sIgE。36.2%的血清学阴性儿童的腺样体组织中发现了sIgE阳性。Shin等人独立地在腺样体组织中检测到了HDM和链格孢菌的局部sIgE。因此,在腺样体组织中检测过敏标志物的情况在过敏症儿童中更为常见,并且在血清学阴性检测结果的儿童中也存在一些局部过敏致敏的证据。
系统评价已证实INCS对减少AH患者鼻塞的效果,且该效果与过敏无关。INCS能否减小腺样体大小尚不清楚。一项回顾性研究(n=47)报告称,腺样体切除术后,AR(86%)和非过敏性鼻炎(76%)患者的鼻炎症状改善率相似。至少有一项研究表明,AR是腺样体切除术后难治性鼻部症状的危险因素。
综上所述,过敏儿童发生AH的几率高于非过敏对照组。最近的系统评价得出结论,临床和生物标志物证据支持过敏和AH之间的关联。然而,在因鼻塞到耳鼻喉科就诊的儿童中,过敏敏感性和AH之间的关联并不一致。这种差异的一个可能解释是,症状性AH在儿童时期的峰值比AR更早。Pagella等人的文献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审查了因鼻部症状转诊至耳鼻喉科的儿童记录(n=795),发现1-7岁儿童的AR和AH之间没有关联(p=0.34),但发现8-14岁儿童有关联(p=0.0043)。
XIII.G耳科疾病
XIII.G.1耳咽管功能障碍
耳咽管(ET)是一条由骨性和软骨组成的管道,连接中耳和鼻咽部,其功能是平衡中耳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压力,保护中耳免受有害声音和鼻咽部病原体的侵害,并提供中耳分泌物的粘膜纤毛清除功能。阻塞性ETD主要指通气功能障碍,被认为具有多种病因,包括ET口周围的炎症(例如,上呼吸道感染、鼻窦炎和反流)、压力失调(例如,航空旅行、水肺潜水)和阻塞性病变(例如,鼻咽肿瘤、AH)。有证据表明,AR与ETD的病因有关,因为过敏性分泌物、鼻黏膜水肿和鼻腔浆液性腺体分泌过多,均导致ET管腔阻塞。
支持AR在ETD发展中起因果作用的数据来自使用鼻内和经鼓室过敏原激发的实验研究。多项研究表明,在患有和不患有AR的成人和儿童受试者以及动物模型中,过敏原激发后均会出现短暂性ETD,尽管尚未发现ET反应与IgE水平具有相关性。
除了实验证据表明AR和ETD之间存在联系之外,观察数据也支持这种关联。例如,在花粉季节自然接触过敏原时会观察到ET阻塞,即使受试者没有接受鼻内或经鼓室刺激。此外,在NHANES数据的代表性成年人队列中,患有ETD的受试者报告过敏的几率比没有ETD的受试者高1.71倍。同样,一项儿科人群研究发现,与没有AR的儿童相比,患有AR的儿童鼓室图异常的儿童明显更多。组织学上,在ET的两端都发现了过敏细胞因子(如IL-4、IL-5和嗜酸性粒细胞)的水平升高,表明在致敏患者的ET处可以激活过敏反应。
然而,尽管实验和观察数据都支持过敏与ETD之间的关联,但研究未能一致证明过敏治疗可以改善ETD及其相关症状。Gluth等人发现接受INCS治疗的患者和安慰剂组患者的异常鼓室测压体征没有显著恢复正常,ETD症状也没有改善,临床共识声明发现全身减充血剂、抗组胺药、鼻腔局部减充血剂或INCS在ETD患者的诊断或治疗中没有作用。另一方面,Pollock等人发现,在用IL-4受体诱饵预先处理致敏大鼠时可以预防ETD,Derebery等人在回顾性病例系列中报告称,接受AIT治疗的过敏患者的耳闷症状有所改善(尽管该组报告的食物过敏可能会混淆结果)。
总体而言,有实验和观察证据支持过敏在ETD发展中起因果作用。然而,这种关联背后的确切病理生理机制尚不清楚,因为并非所有ETD患者都患有AR,而且传统的过敏治疗并未持续显示出减轻ETD症状的益处。
XIII.G.2中耳炎
OME是一种常见的儿科疾病,其特征是中耳压力变化和炎症,导致浆液或粘液在鼓膜后积聚。中耳积液(MEE)与过敏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流行病学研究的主题。据报道,OME患者的过敏患病率差异很大,从与对照组相比基本没有差异到不同程度的差异到几乎普遍存在关联。然而,横断面研究和最近的一项SRMA报告称,AR和过敏症是OME的独立危险因素。这些观察性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代表高度选择的人群与OME诊断标准之间的差异、过敏测试方法的多变性以及敏感性和解释共同创始人的挑战,例如年龄或OME表型。
OME的发病机制主要围绕咽鼓管功能障碍;关于过敏和中耳炎之间直接联系的因果机制理论,尽管没有并发咽鼓管功能障碍,但仍存在争议。一些人提出中耳本身可以成为过敏反应的靶位。几项队列研究表明,无论是否存在全身性炎症反应,中耳都能发生局部IgE介导的炎症反应。此外,与非过敏性患者相比,在过敏性患者的积液中发现了2型炎症模式,例如嗜酸性粒细胞生长、黏液产生和肥大细胞存在。此外,研究发现,过敏症儿童的渗出液中趋化细胞因子RANTES、ECP、IL-4、IL-5和MBP水平高于非过敏症儿童。可以说,迄今为止,直接将中耳确立为过敏靶点并将其与上呼吸道联系起来的最有力证据是,在患有OME的过敏症患者的中耳和鼻咽部活检样本中存在相似的细胞因子表达模式。
尽管有证据表明中耳是OME患者的过敏性炎症部位,但高质量证据未能证明传统过敏治疗后积液有显著改善或消退。安慰剂对照的RCT表明,INCS不会改善OME的结果。两项Cochrane综述证明,抗组胺药、减充血剂、抗组胺药/减充血剂组合和INCS在消退OME方面无统计学意义。在两项针对OME儿童的RCT中,LTRA在消退积液方面并未优于安慰剂。最后,尽管一个前瞻性队列显示,与一组自我选择避免AIT的对照组相比,针对性SCIT后OME有显著改善,但研究设计的某些方面存在缺陷,包括严重的选择偏差以及纳入的人群普遍年龄大于OME患者。
综上所述,观察性研究提供了低级别证据表明过敏与中耳炎之间存在关联。然而,组织学研究的中等级别证据表明中耳可能是过敏的主要部位。此外,高级别证据表明传统的过敏治疗对治疗中耳炎无效。
XIII.G.3梅尼埃病和内耳疾病
梅尼埃病是一种几乎只发生在成年人身上的慢性疾病,其特征是耳闷、耳鸣、波动性神经性听力损失(SNHL)和发作性眩晕。虽然梅尼埃病的潜在病理生理机制仍不明确,但它与内耳液体量失调导致的内淋巴积水有关。将过敏与梅尼埃病联系起来的理论集中在内淋巴囊通过释放过敏介质或对循环免疫复合物和休眠病毒抗原的敏感性在积水和临床症状的发展中的作用。虽然已有许多关于梅尼埃病与过敏性疾病之间关联的观察结果,但有限的研究支持过敏与梅尼埃病之间的因果关系。患者报告和医生报告的数据表明,梅尼埃病患者并发AR的发生率高于一般人群,并且与对照组相比,过敏的几率较高。类似的患者报告数据表明,梅尼埃病患者的过敏和偏头痛发生率较高。
关于梅尼埃病患者免疫病理特征和反应性增强的客观证据不一。梅尼埃病患者的血清IgE水平高于对照组,急性低频SNHL患者的血清IgE水平也高于突发性SNHL患者。然而,在另一项小型研究中,梅尼埃病患者与对照组的血清tIgE水平没有差异。在两项小型研究中,梅尼埃病患者在过敏原刺激后耳蜗电图总电位/动作电位[SP/AP]比值增加,提示过敏可能会加重内淋巴积水。同样,还发现血清IgE水平与低频SNHL患者的SP/AP比值升高有关。总体而言,有关IgE水平和耳蜗电图的研究证据级别较低,且设计上存在明显缺陷。
最后,目前有两项关于梅尼埃病患者过敏治疗的研究,均为低级别证据,表明AIT可改善同时患有过敏症的患者的梅尼埃病症状(尽管可能因纳入非IgE介导的食物过敏而产生混淆)。然而,一项双盲RCT正在进行中,预计将于2022年4月结束,以研究白三烯抑制剂在减少梅尼埃病患者眩晕和听力损失方面的疗效。总之,虽然观察性研究发现梅尼埃病与过敏之间存在关联,但迄今为止没有数据支持对没有同时患有过敏症的梅尼埃病患者进行反射性过敏测试和治疗。
XIII.H咳嗽
咳嗽可以清除下呼吸道的刺激物。迷走神经传入神经调节不自主咳嗽,而整个内脏咳嗽反射则受皮质控制。过敏性鼻炎(AR)与咳嗽有关。过敏原可能刺激鼻黏膜,导致鼻支气管反射和支气管痉挛。上呼吸道炎症伴嗜酸性粒细胞活化和细胞因子释放,也可能导致下呼吸道炎症和咳嗽。细胞与炎症细胞因子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可被视为一个功能单元。这种统一气道模型的具体通路和机制仍在不断探索中。
伴有咳嗽的AR患者可能患有哮喘和/或非特异性支气管高反应性,并且可能存在上下呼吸道的全身炎症。咳嗽和AR患者可能由于其潜在哮喘而咳嗽。然而,许多患有AR和咳嗽的患者并不具备诊断性气流阻塞或支气管扩张剂相关的FEV1可逆性,而这些是满足哮喘诊断标准所必需的。Krzych-Falta等人对AR患者进行了鼻腔过敏原激发试验,并注意到鼻外症状,包括咳嗽和呼吸困难,尤其是在患有常年性AR的患者中。此外,Chakir等人发现,在目前或既往无哮喘的AR患者中,接触天然花粉后,支气管粘膜中的淋巴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募集和IL-5表达增加。同一研究小组在先前的研究中注意到AR患者的支气管肌成纤维细胞沉积了I型和III型胶原蛋白和纤连蛋白,这表明AR患者的下呼吸道结构重塑与哮喘相似,尽管程度较轻。在动物模型中,与未致敏动物相比,HDM致敏的豚鼠咳嗽反应明显增强。这些研究表明,AR可能导致支气管炎症、下呼吸道重塑并最终导致咳嗽(表XIII.H),与哮喘无关。
2016年有几份出版物报道了评估亚太地区呼吸系统疾病特征的相对大型研究的结果。在一项1000人的横断面观察研究中,研究人员注意到哮喘和/或COPD患者就诊时的主要症状是咳嗽,而AR患者通常表现为流清水鼻涕和/或打喷嚏。此外,也可能出现混合呼吸系统疾病;这种情况发生在33.5%的人身上,最常见的组合是AR和哮喘。一项对5250名受试者进行的跨国观察性研究报告称,47%的AR患者报告咳嗽;然而,只有11%的患者报告咳嗽是就医的主要原因。有趣的是,对于哮喘患者来说,61%的人报告咳嗽,33%的人咳嗽是就医的主要原因。在一项对2713名AR患者的前瞻性研究中,He等人发现,随着AR严重程度和频率的增加,咳嗽等合并症的患病率逐渐增加。
2020年至2021年的出版物提供了更多证据,支持咳嗽与AR之间的关联。两项纳入难治性或不明原因咳嗽患者的RCT研究表明,15%和20%的患者同时患有AR。Kim等人发现,2010年代因AR进行过敏测试的患者中,咳嗽的比例(27.9%)高于20世纪90年代的(22%)。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AR与咳嗽相关,或者更常见的是,咳嗽是AR的合并症。因此,AR患者咳嗽的诊断和治疗方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近期研究提出,FeNO可作为鉴别AR患者咳嗽病因的工具。哮喘患者FeNO升高与气道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有关。对于咳嗽变异性哮喘或咳嗽为主型哮喘患者,FeNO升高可能提示可能患有AR。当AR和慢性咳嗽同时存在时,FeNO或许能够区分咳嗽变异性哮喘或非哮喘性嗜酸性支气管炎引起的慢性咳嗽与其他形式的慢性咳嗽。
目前尚不清楚使用鼻内镜下鼻窦炎(INCS)治疗AR是否能改善相关咳嗽,但Kim等人进行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RCT)表明,鼻腔生理盐水冲洗可减少AR相关的咳嗽。对于AR患者,无论是否联合咽神经切除术,后鼻神经切除术均可减少咳嗽。
XIII.I喉部疾病
过敏性鼻炎(AR)和吸入性过敏与喉部疾病相关;然而,对其在喉部疾病中的确切作用的了解有限。本节评估了探讨吸入性过敏与喉部疾病(包括过敏性喉炎)之间关系的研究。过敏性喉炎的特征是过敏原引起的喉部炎症,可表现为发声困难、咳嗽、清嗓子和癔球症。一些研究评估了AR患者的喉部症状,而另一些研究则评估了过敏原暴露对喉部的直接影响。
尽管已有报道称AR与喉部疾病之间存在关联,但要确定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却十分困难。Lee等人在韩国全国性队列中发现慢性喉炎的诊断与AR之间存在关联。随后,Wang等人在台湾全国性队列中发现AR与喉部病变发展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多项研究报告称,AR患者的语音障碍指数(VHI)评分高于对照组。Ohlsson等人报告称,AR患者的声音症状在过敏季节会恶化,并且可能与语音基频下降有关。Veliccovic等人发现,总体而言,AR很常见,在出现发音障碍的职业语音使用者中,44.2%会出现这种情况。自我感知声音有问题的歌手患AR的可能性比没有声音问题的人高15%。随着声音症状数量的增加,AR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过敏性鼻炎(AR)对嗓音相关生活质量(QOL)的不良影响也已有报道。Turley等人的研究也支持了这种关联,他们表明,报告鼻炎相关生活质量较差的患者嗓音相关生活质量也较差,且慢性喉部症状加重。此外,过敏原负荷增加与嗓音症状加重相关。总体而言,嗓音功能障碍患者的AR发病率高于预期,
喉部炎症的表现主要归因于咽喉反流(LPR),但最近的研究对其作为喉部功能障碍主要来源的作用提出了质疑。由于当前诊断方法的局限性(包括特异性差和评级者间信度低),与AR相关的过敏性喉炎很难与包括LPR在内的其他喉部炎症性疾病区分开来。临床上显著的LPR患者更有可能报告AR症状。然而,对于出现发音障碍的职业用声者来说,情况可能正好相反。Randhawa等人研究了出现声音问题的患者,报告称三分之一的患者被诊断为LPR,而三分之二的患者被诊断为过敏。LPR和过敏性喉炎及LPR的喉部表现可能相似;常可见喉头水肿、喉头红斑和过多浓稠黏液。Eren等人的研究显示,过敏阳性和LPR阳性受试者的喉部外观无显著差异。然而,浓稠的喉内黏液可能预示过敏。
已有多项研究评估了过敏原对喉部的直接影响。Belafsky等人和Mouadeb等人研究了豚鼠喉黏膜接触粉尘螨的情况,发现与生理盐水接触相比,豚鼠喉黏膜嗜酸性粒细胞增多,这为过敏原导致喉部疾病提供了一些支持。同一嗓音实验室的两项研究评估了雾化屋尘螨对过敏患者的直接喉部刺激,以评估喉部症状、外观和功能。在第一项研究中,Reidy等人未发现抗原刺激和安慰剂刺激受试者在任何评估指标(例如VHI、鼻窦症状问卷、喉镜检查和声学/气动测试)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后续研究中,Dworkin等人使用增加的过敏原浓度进行诱发,并注意到喉内粘液、清嗓子和咳嗽增多。Roth等人进行了一项类似的研究,但使用鼻夹隔离喉部以确保口腔吸入,并根据乙酰甲胆碱诱发剔除了气道反应性患者,从而证明了过敏原刺激与发声功能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Suzuki等人也使用了鼻夹,发现患者接触柏树花粉时喉部症状比接触安慰剂时更严重。然而,声学分析或柔性喉镜检查并未出现相应的客观变化。这些研究表明,吸入性过敏症患者可能由于过敏原直接刺激喉部而出现喉部功能障碍,以及可能继发于鼻塞、炎症和AR引流的症状。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AR、吸入性过敏和喉部疾病之间存在关联。虽然过敏性喉炎特有的喉部表现并非始终如一,但粘稠的喉内黏液应怀疑潜在的过敏。对于伴有声音不适的患者,在鉴别诊断中应考虑AR。AR治疗对相关喉部疾病的影响仍需进一步研究。
XIII.J嗜酸性食管炎
EoE是一种食管慢性炎症性疾病,其症状表现为食管功能障碍,组织学表现为以嗜酸性粒细胞为主的炎症。EoE被广泛认为是一种2型炎症性疾病,EoE患者常合并其他特应性疾病,例如阿尔茨海默症(AD)、哮喘、食物过敏和变性性鼻炎(AR)。
多项研究调查了EoE患者中临床诊断的AR和空气过敏原致敏的患病率。在患有EoE的儿童和成人患者中,50%–75%的患者始终被发现患有AR。还有证据表明,EoE患者的AR患病率高于一般人群。尽管大多数研究都是病例系列研究,但研究结果的一致性强烈表明,大多数EoE患者都合并有AR,并且EoE患者的AR患病率可能高于一般人群。
虽然上述关联已得到充分证实,但IgE致敏与EoE之间具体关系的病理生理机制仍不清楚。Hill等人证明AR的存在与随后的EoE诊断相关,这表明生命早期对空气过敏原的致敏可能导致EoE的发生。此外,一些病例系列报告指出,在花粉季节,EoE诊断、症状和/或食管嗜酸性粒细胞增多,通常在春季和夏季达到高峰。一项病例对照研究和两份病例报告也证明了AIT对治疗EoE的有效性。值得注意的是,几份病例报告描述了接受SLIT治疗的患者发生EoE并在停药后得到缓解,这表明反复用刺激性过敏原刺激食管可能会引发食管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然而,其他研究表明EoE诊断或加重没有季节性变化,这表明空气过敏原作为引发或加重EoE的相关诱因的作用有限。因此,只有有限的观察数据表明空气过敏原与EoE发病机制之间存在潜在关联,并且存在一些相互矛盾的数据。
XIII.K睡眠障碍和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AR会对睡眠产生负面影响,并且是OSA的危险因素。AR的各种症状都可能导致睡眠障碍。然而,高达90%的AR患者都存在鼻塞,这似乎对睡眠质量差和SDB的主要独立影响因素。这可能是由于夜间鼻塞加重,清晨达到高峰。AR与睡眠障碍之间关联的潜在机制包括导致疲劳的炎性细胞因子、AR症状的直接影响、卧位和鼻甲大小的昼夜变化以及病理生理变化,以及AR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的后遗症。组胺在调节睡眠-觉醒周期和觉醒中发挥作用,半胱氨酰白三烯与睡眠中断有关。组胺过量会导致失眠,组胺不足则会导致嗜睡。AR患者释放的细胞因子(如IL-1β和IL-4)被认为可以减少睡眠潜伏期并增加快速眼动(REM)睡眠的开始时间。OSA患者的激活Th2细胞的介质(如TNF、IL-1和IL-6)也会增加,从而进一步加剧AR症状并增加OSA的严重程度。此外,鼻气流可刺激呼吸并通过鼻通气反射改善上呼吸道扩张肌张力,还可刺激颏舌肌,导致舌头伸出并通过三叉神经舌下反射改善气道通畅。因此,鼻塞可能会减少这些机械感受器的刺激,导致上呼吸道下游咽段塌陷,从而导致OSA。
睡眠对情绪、认知功能、免疫功能和内分泌功能至关重要。OSA与儿童高血压、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疾病、心律失常、胰岛素抵抗、充血性心力衰竭、肺动脉高压和行为问题有关。此外,SDB可能会对儿童的大脑发育产生负面影响,损害心理运动和认知能力,并导致多动症。3338-REM睡眠与记忆、认知、梦境和恢复性睡眠有关。由于鼻周期延长,鼻塞加重,AR患者的REM睡眠受损。然而,由于睡眠呼吸暂停(SDB)的诊断通常依赖于通过多导睡眠图测量整夜呼吸暂停高频率(AHI)和呼吸暂停低频率(RDI),许多患有AR和SDB的患者通过这种方法获得的指标正常。通过考虑呼吸努力相关的觉醒,以及专门在快速眼动睡眠中测量的AHI和RDI(REM-AHI,REM-RDI),AR患者的睡眠障碍将更容易被发现。
CPAP治疗OSA可能会对患有OSA的AR患者产生非过敏性诱因,并加重鼻部症状。此外,持续性鼻部症状是早期CPAP不依从的常见原因。然而,矫正鼻塞可以提高CPAP依从性/耐受性,尽管通常对OSA严重程度没有直接影响。
由于AR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评估AR患者的睡眠障碍至关重要。目前有许多工具可用于评估AR对睡眠的影响,包括斯坦福嗜睡评分、詹金斯问卷、爱普沃斯嗜睡评分、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宾夕法尼亚大学睡眠功能结果量表、医学结果研究睡眠量表、睡眠障碍问卷、儿童睡眠问卷和儿童日间嗜睡量表。
治疗AR患者的鼻塞可以改善睡眠质量、日间嗜睡和生活质量。已有许多医学疗法研究AR治疗与睡眠质量之间的联系。INCS和孤立鼻腔手术也被证实可以改善AR患者的睡眠质量,特别是那些治疗前有中度至重度阻塞的患者。INCS可能由于改善鼻塞而改善AR患者的睡眠,也可由于局部炎症细胞因子的减少。最近的RCT和病例系列发现,使用HDMSLIT治疗AR后,睡眠参数显著改善。第一代H1抗组胺药可穿过血脑屏障并引起镇静,这可能会加剧AR和SDB患者的日间嗜睡。因此,新一代H1抗组胺药更受青睐,例如非索非那定和氯雷他定,它们具有疏脂性并且不能穿过血脑屏障。尽管在AR治疗中添加白三烯拮抗剂时并未证明有益,但一项RCT发现,根据患者日记,孟鲁司特在改善儿童睡眠质量方面比西替利嗪更有效。鼻减充血剂可能会产生刺激作用,从而导致失眠。鼻减充血喷雾剂不能显著改善AHI。一项交叉RCT比较了患有OSA和鼻塞的患者的赛洛唑啉和安慰剂,发现赛洛唑啉不能改善睡眠质量,并且仅在峰值有效性时导致AHI的暂时改善。由于这些喷雾剂可能引起药物性鼻炎、失眠和心悸,因此不建议用于治疗OSA患者的AR。
由于睡眠障碍与AR密切相关,且睡眠障碍对生活质量(QOL)产生负面影响,任何被诊断患有AR的患者都应考虑睡眠障碍。在评估AR治疗效果时,也应考虑睡眠参数的变化。